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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体版《曹植甄后传——汉魏古诗写作史》 中国古诗源头现场的首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2019-09-13

  魏晋之际,流传一批精彩绝伦五言诗,被评为“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被称之为汉魏古诗,其中十九首被昭明太子编入《文选》,称之为“古诗十九首”。木斋著《曹植甄后传》,破译了这些古诗原本是曹植、甄后两人之间私密的诗体情书,并以编年体形式,详尽地揭示两人之间的恋情密码,从而使他们的一生的恋情悲剧与汉魏古诗的历史真相给予揭示和曝光,读之令人惊心动魄,回味无穷。全书按照时间次序,依次撰写两人之间恋情故事的演变。作者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语言形式写出、从而达到惊心动魄,引人入胜的境界,语言精美而抒情,是学术著作与通俗读物结合的一部好看的书。

  木斋,现任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吉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休斯敦大学亚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世界汉学研究会会长,中国苏轼研究会副会长,东北苏轼研究会会长,中国陶渊明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研究员,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邀请教授,韩国全南大学邀请教授,台湾中山大学客座教授。有《先秦文学演变史》《伶工之词:唐五代宋初词史》《宋词体演变史》《曲词发生史》《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历史的化石》等20余部著作出版。

  53、吾欲躬衔汝:曹丕对甄后的线、妾当守空房,闭门下重关:甄后的决绝誓言

  87、秣驷乎芝田:曹植的东归路线、采湍濑之玄芝:恋情史的线章 黄初四年之后:余波未平

  以通俗的手法探秘一个学术公案——很少有人想到如此做学问,既有学术,又极通俗!

  植、甄的隐情,千数百年来人们很想复原这个凄婉的故事,但苦于没有确切的史料,木斋饱含崇高的怜悯之情,从现存的史料发现蛛丝马迹,一点一点地显现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

  《古诗十九首》的研究,条分缕析,详加辨析,更广搜疑点,以确证植、甄的隐情必有其事的,相信木斋当为第一人,当然也是《古诗十九首》研究史上有数的佼佼者。

  木斋的这一研究,不仅仅是让魏晋文学史重写的问题,整个中国文学史也要因此重思重写。

  曹植、甄后是否秘恋,千年来的疑案,众说纷纭,不少学者因尽管纷纷提出探讨,却是争议难解,原因即在多未能全面的检视各种疑点,而仅在少数的文献上讨论,其分析论点,有偏颇性,有局限性,自是难有说服力。而在众多的学者中,木斋的研究,应该是较为突出的一位,在其旧作《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中,个人曾在为其大著写的《序》中,指出木斋论著的要点,是:

  (三)古诗十九首的产生时代已经确认,进而多所举证,分析其中九首之作者即是曹植。

  不过尽管木斋运用“以诗证诗”,及“以史证诗”的验证方法,加以推论与分析,甚至运用“语汇”“语句”的统计法,加以论证,但不可否认,仍有诸多疑点与难题,无法解答清楚,以作有力论证,使得木斋大著的论点、结论,反而引起海内外学者更热烈的讨论,到目前为止,可说方兴未艾,其势不可遏。对于曹植、甄后是否秘恋,其实木斋在其旧著各章中,经不断的研读各种文献,虽说问题千头万绪,盘根错节,然而他毫不畏惧,阐幽探微,探索他人不大注意的细微处,终于有了进一步的发现,在其旧著的序文中,个人曾将木斋自曹植现存之作品,及《魏书》、《魏略》等史料之相关记载中,发现植、甄二人确有隐情,曾加以归纳,由于事关重要,特不嫌繁琐,再抄录如下:

  1.甄后之死,极不合情理。甄后被赐死,据《三国志》本传载,仅因“郭后、李、阴贵人爱幸而失意,有怨言”,如此,即予赐死,难言合乎情理,因而有学者言“宫省事密,隐奥难窥”,“事涉离奇,读史者不能不为之推寻也”,可见甄后被赐死,当另有重大内幕。

  2.曹植在黄初二年同样获罪。曹植后半生,一直被以罪臣看待,其亦自念有过。黄初二年,受监国谒者灌均希旨,请加治罪,而贬为安乡侯,清代学者言“子建于黄初二年甄后赐死之曰,即灌均希旨之时”,则其中是否有连带关系,则或可由此推想而知。

  3.曹植母亲卞太后之态度。据王沈《魏书》载,曹植犯法,太后言“不意此儿所作如是”云云,一向最疼爱曹植之太后,也无法原谅他,难道仅因是“醉酒悖慢”之罪而已吗?而且几乎每个人,每提到曹植罪行的诏书、话语,都对曹植所犯的罪行具体名目,避而不谈,据太后所言的“所作如是”的话,更可确认曹植所犯的罪,当非同小可才对。

  4.木斋以为自曹丕赐死甄后、惩罚曹植之后,天下臣民不免大受震惊,以致随意猜测的言论,甚嚣尘上,逼得曹丕不得不宣告,要以严厉的法令,禁止民众再议论此事。后《三国志.方技传》又记载,曹丕曾问卦于周宣,并与周宣对话的事,表明了曹丕内心的震怒、不安的心绪,因此藉梦境来问卦,内在因素即在表露曹丕不愿让有关植、甄之事张扬的心情。

  5.曹丕子曹叡,一生均未曾原谅曹植。在曹叡临死之前,曾下诏整理曹植的文集,表面的理由,是认为曹植虽有过失,但能“克己慎行,以补前阙”,且“自少至终,篇籍不离于手,诚难能也”,真正的原因,应该是将黄初二年后,公卿大臣的弹劾奏章,包括灌均的弹劾奏章,以及涉及甄氏的作品,藉重新编辑文集的机会,予以销毁铲除,而这些动作,被认为是曹叡临死之前不得不解决,否则即无法瞑目的心头大患。

  6.曹植一生除甄氏外,并没有爱恋过其它女性。曹植是才华洋溢的大诗人,在其作品中,未见有写给其妻崔氏的诗文,即使是其妻被曹操以衣绣而违制命,还家赐死,曹植亦未有片言提及。自李善注引《记》所记载,言曹植于建安九年,在邺城,一见甄氏,即“昼思夜想,废寝与食”,后再无植与其它女性相爱的记载与传闻。而经木斋探索分析,现存曹植赋作中的《愍志赋》、《感婚赋》的写作背景,应是曹植在曹丕“擅室数岁”之后迎娶甄氏所作。从以上这些片断而零散的记叙中,虽是蛛丝马迹,却是隐隐的浮现植、甄秘恋的一些迹象,让人不得不起疑心,而判定植甄二人,或有其可能发生恋情,绝不像后代某些学者,口口声声的以为植、甄二人,是不可能有秘恋一事发生的。

  当然,直接史料确实欠缺,而无法佐证查验,如是,直接史料既不可得,那只有仰赖间接史料一途了,而且重要的,是须求其“博”,要巨细靡遗,本末兼察。梁启超于《清代学术概论》中,即举顾炎武治学的要诀,是“论一事必举证,尤不以孤证自足,必取之甚博,证备,然后自表其所信”,旨哉是言。木斋为了辨明曹植、甄氏的隐情问题,不辞艰辛,旁搜广求,查阅不少相关文献,经比对辨证,条分缕析,才归纳出上述的几项疑点,这几项疑点,也是古今学者较少去留意,也是少去探究的地方,而木斋则是心思缜密的紧紧掌握住上述疑点,以便揭开这千年来,文学史上的一大疑案,其用心良可钦敬!搞笑小品 (爆笑爆笑) 的剧本

  其实正如学界前辈缪钺说的治学观点,是读书发现疑难问题,最初常常感到迷惘,未必即能解决。不过可不能放弃,而是要持之以恒,寻求破解。于是就需利用已有的知识,以比勘、联想的方法,去寻找线索,深入追踪,再多看看资料,多方论证。或许自己最初的假设,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也可能部分对部分错的。因之就如剥蕉叶,如解连环,一层一层的深入下去探索,常能发前人之所未发,获得极大的突破,当然这种探索,是很费心很费工夫的,且解决一个问题,往往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但一旦获得解决,却也是会带来很大的快乐。

  个人以为木斋持志不懈的在探求、在追踪曹植、甄氏秘恋的疑点,是一如缪钺的治学心得,绝不灰心,毫无止歇的在追究,其本身既有广博的知识,又有丰富的联想,思路灵活,观察敏锐,在对古诗十九首,以及有关《洛神赋》的创作旨意,与曹植甄后的秘恋情事研究上,宜其有超越他人的成就,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二句名言,真可在木斋的研究成果上,得到验证。

  自木斋旧著《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一书问世后,学术界风风火火的掀起波澜,争相讨论了一段期间,而今木斋又推出新著《曹植甄后传》,以编年体诗传形式,对曹植与甄后的恋情关系,再作一次的详尽整理阐发。这种以编年诗传形式的撰述,别出心裁,令人耳目一新。他为何还要写这部《曹植甄后传》?这部新著与旧著之间,是否会是重复之作?依木斋本人的答复,是其能完成《曹植甄后传》的原动力,是由于源源不断的发现新材料,这些新材料,有者验证以前推断假设式的论断,有者是修正调整了以前的认知。这些新材料,纷至沓来,让他应接不暇,重要的,是这些发现的新史料,新的信息,不断的能修正他以前的研究与认知,也不断的丰富与增添曹植、甄后,两者之间恋情进展的细节。这些新材料,让木斋如获至宝,他自己说,以前出版的著作与论文,仅仅是这部《传》所作的奠基与准备,仅仅是要全面细致描述曹植、甄后一生恋情,以及和古诗关系的草图轮廓之粗线条勾勒而已。可想而知,由于他发现不少新的材料、新的信息,促使他更坚定信念,来完成这部以崭新的编年形式写作的《传》。到底木斋所发现的材料是哪些?个人在此依其原稿,约略条列如下:

  (一)《北堂书钞》中,《今日良宴会》中的“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署名为曹植,此与前阅读曹植文集中,将其说成为曹植的“逸文”,感受截然不同,此为《古诗十九首》为曹植之作铁证之一。

  (二)元代无名氏的后汉和西晋的《洛阳宫城图》。图中即有“阿阁”之建筑物。而植、甄恋情突破的媒介物是芙蓉,也称之为灵芝,而此二者均为甄后的象征物,而西晋的《洛阳宫城图》,上面就出现了芙蓉殿与灵芝池。曹植曾写作《灵芝篇》,由此体悟到曹植是以避讳写法,表达其对甄后的思念,及对两人之间恋情的回忆。元代地图所展示的洛阳宫城图,其中有“阿阁”、“芙蓉殿”等建筑物,则为古诗与曹植、甄后关系密切铁证之二。

  (三)曾亲自去邺城遗址探勘,甄后是埋葬在邺城原址之南城郊外,而所葬之村名即叫“灵芝村”,此为古诗为曹植、甄后恋情之作铁证之三。

  (四)翻阅南北朝时期北朝的县志,知道邺城在南北朝北周时代,被改为“灵芝县”,而甄后埋葬之处,名为“灵芝村”。而灵芝、芙蓉就是甄后的象征,曹植文集中的一个中心语汇,就是芙蓉、灵芝。在他的《洛神赋》、《芙蓉赋》、《九咏赋》等,凡是涉及曹植个人自传性质的名篇中,不难处处可以看到灵芝、芙蓉的倩影。此为铁证之四。另重读陆机的《拟古诗》,发现诗中竟然揭示曹植、甄后恋情的洞房之地,就在阿阁“兰室”,而曹植最后也就为此被鸩毒毒死,这一点可补强铁证之四。

  (五)木斋认为将这些散落的“古诗”,重新安放到可能出现的时、空交叉点上,居然是严丝合缝,显示出曹植、甄后的恋情,其中地名、方位、时间、节气、人物关系上,无一不是密密相合,如此,或可将其列为铁证之五。以木斋的敏而好学,深思熟虑,无论身处何地,均能乘机寻觅相关研究文献,以补强、修正新著中的观点。

  宋.陆游(1125~1210)有诗句:“独有耽书癖,犹同总角年”(《浮生》),可作为他奋励的生动写照,就在他客座台湾中山大学时,能读到《北堂书钞》(唐.虞世南(588~638)编著)这种类书,又找到元代无名氏编的方志书《河南志》,上面录有后汉与西晋的《洛阳宫城图》,甚至还去到甄后埋葬的村庄“灵芝村”,去做田野调查。后再读到《隋书》“志”第十五,查出“邺”曾在南北朝北周时代,更改为“灵芝县”,得以印证曹植文集中,一个中心语汇即是芙蓉、灵芝,宜其经常出现在《洛神赋》、《芙蓉赋》、《九咏赋》中,以上几种文献、史料,都被木斋判为曹植、甄后,确有恋情的铁证,也证明放开胸量,博观约取的重要,而这种做学问的理念与方式,也是符合科学的意识与研究方法的。经过木斋在文献资料的广资博取,拾遗补漏,让他采取编年的形式,来写作这部可能会震撼学界的《曹植甄后传》,主要的,是延续他前面旧著的脉络,将古诗十九首代表的汉魏古诗,和曹植文集中固有的诗赋,整合成一体,加以解析、判读,几乎每一过程,都有诗作的伴随,有如在读曹植、甄后二人的恋情诗史。新颖独创,在旧有的文献资料引导下,不断提出新资料,新问题,却也能提出新见解,核实新资料,解决新问题,证明新见解,处处有交待,句句说清楚,也不回避问题。更重要的,是虽分进合击,却也能找出规律,前后一贯,让曹植与甄后一段可歌可泣,感人肺腑的恋情,能大白于文学史,而使千年来的疑案,一扫阴霾,展现曙光!……

  有关曹植、甄后恋情的绯闻,木斋认为曹魏之后,一直是口耳相传的,其中的一些诗作,也应该是能够口吻相传的,在阮籍的《咏怀诗》中,可以看出这些所谓古诗,以及曹植、甄后恋情对他的诗作的影响。由于所有的诗人,对此皆保持沉默。在内容上引用,在名称上却称为“古诗”,以为这即是由于中国这种儒家传统为尊者讳的必然结果。为曹丕、曹植、曹叡、甄后这一曹魏帝王家族隐讳,为曹植这一伟大诗人隐讳。木斋经多年来的广搜资料,思深虑微,投入于植、甄秘恋千古疑案的揭秘探究,终于有了答案出来,那就是确认曹植、甄后,确有一段缠绵悱恻,生死与共的秘恋。

  木斋新著《曹植甄后传》,可说是树立起曹植研究史的新里程碑,其秉持热爱学术研究的赤诚,不辞艰难,不计毁誉,揭示文学史上曹植、甄后恋情的千古疑案,阐幽探颐,呕心沥血,如老吏断狱,或以诗证诗,或以史证诗,更运用文史相参的验证法,以方志,或地图,加以印证诗人作品的关键字、词,而得到一个较圆满的解答,可说得来不易。其无怨无悔,殚精竭虑的付出,让人深深感动!姑不论其研究结论,是否能获得学界的认同与肯定,单论其投注的心血与时间,已足以让学界刮目相看。学术研究,贵在独创,顾炎(1613~1682)于《日知录》说:“必古人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木斋的研究,甚具开发与创造性,颇符合顾氏名言的要义。流传千余年的植、甄秘恋疑案,深信只要有心、有热情,执着不息探讨,虽无直接史料予以验证,但可运用所能搜集到的间接史料,参照比对,解析判读,予以精审识断,应该还是可据以断案的。清.恽敬(1757~1817)曾说:“夫古人之事往矣,其流传记载,百不得一,在读书者委蛇以入之,综前后异同以处之,盖未有无间隙可寻讨者”(《大云山房文稿二集》卷二《陶靖节集书后》),言之诚是。清.阎若璩(1634~1704)也提过:“古人之事,应无不可考者,纵无正文,亦隐在书缝中,要须细心人一搜出耳。”(《潜邱札记》卷二)。古人治学的良好经验与方法,真的可给我们后人启示与学习,对于曹植、甄后是否有秘恋一事,文献方面,本极为贫乏,不过木斋能当个“细心人”,把搜集的资料,“综前后异同以处之”,终于有了成果面世,所谓“学无止境”、“学海无涯”,植、甄秘恋的探讨,当不是至此结束、终止,切盼未来应该有更热烈的讨论空间,有更深入精辟的见解以出,个人拭目以待。是为序。

  关于《古诗十九首》所代表的汉魏古诗的作者、写作背景等,我从2005年开始发表系列论文数十篇,至2009年岁末,《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问世,提出汉魏古诗是曹植甄后恋情所作,此论如同石破天惊,霹雷电闪,在海内外的学界掀起轩然大波。迄今为止,先后有《社会科学研究》《学术与探索》《中国韵文学刊》《江西师范大学学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郑州大学学报》《河北师范大学学报》《黑龙江社会科学》《烟台大学学报》《琼州学院学报》等十余家权威刊物开办专栏讨论,海内外数十名学者各自立论,精彩纷呈,一些学者提出“木斋让文学史不得不重思重写”(长江学者张法教授语)的论题——似乎,关于《古诗十九首》公案的研究,可以告一段落——但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当下问世的这部《曹植甄后传》,就说明这一问题的研究,从学术史的视角而言,也许才刚刚开始:

  现在,我想回答的首要问题是:拙作《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已经问世,为何还要撰写这部《曹植甄后传》?这部新作与旧作之间是否会是重复之作?促成我写作完成《曹植甄后传》的原动力,首先是源源不断发现的新材料——自从拙作问世之后,不断有新的史料出现,或确认验证了此前推断假设式的论断,或修正调整了此前的认知。这种新材料的震撼感何止一端?可以说是络绎奔会,纷至沓来。种种实证、铁证,就像是万物皆备于我,为我而设一般。

  此前的种种疑惑,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千尺冰封,涣然而为一溪春水。让我应接不暇的新的史料、新的信息,不断修正我此前的研究和认知,不断丰富和增添两者之间恋情进展的细节。可以说,此前出版的拙作和论文,仅仅是为这部《诗传》所作的奠基和准备,仅仅是全面细致描述曹植、甄后一生恋情以及和古诗关系的草图轮廓的粗线条勾勒,仅仅是为能够结成丰硕果实而播下的一粒种子。

  2012年岁末,笔者在担任台湾中山大学客座之际,读到《北堂书钞》,目睹了白纸黑字写明《今日良宴会》中的“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署名为曹植,这与此前阅读曹植文集中将其说成为曹植的“逸文”的感受截然不同,此为《古诗十九首》为曹植之作铁证之一。在台湾中山大学,笔者还有幸看到了元代无名氏的后汉和西晋的《洛阳宫城图》。

  图中竟然就有“阿阁”作为建筑物赫然在洛阳宫城图中。元代无名氏的《洛阳宫城图》给我的震撼不仅有阿阁,——此前我的研究,提出:曹植甄后两人之间恋情突破的媒介物是芙蓉,也称之为灵芝,芙蓉和灵芝是甄后的象征物,而西晋的洛阳宫城图竟然就出现了芙蓉殿和灵芝池!灵芝池是曹丕登基之后在黄初三年修建的,曹植为此写作了《灵芝篇》,《灵芝篇》此前我是读到过的,只不过还没有读懂曹植灵芝篇中的深意,近日方才读懂曹植是以隐避写法表达了对甄后的思念和对两人之间恋情的回忆。

  芙蓉殿却是此前几乎没有史料记载的,第一次从地图上读到芙蓉殿竟然就是魏晋洛阳宫城中的宫殿名称,这怎能不让我惊讶?但很快也就释然——历史原本就是这样,当我们发现其冰山一角,其余部分浮出水面,也只在早晚之间的事情,它是必然的。元代地图所展示的洛阳宫城图中有阿阁、芙蓉殿等建筑物,可谓“古诗”与曹植甄后关系密切铁证之二。

  从台湾回来之后,我特意去了邺城遗址去探勘,顺便寻找一下甄后墓地所在的村庄。甄后埋葬在邺城原址的南城郊外,当下的村庄名字叫做——叫做什么?诸君不妨猜猜,叫做甄后村?不,不对。甄后埋葬的时候,还不是皇后,不是她失宠未封,而是她始终拒绝接受。那么,至少应该叫做甄妃村吧,此前的建安二十二年十月,曹丕被确立为太子,曹操写有《立太子令》,甄后是曹丕的原配夫人,总应该受封为太子妃才对,也没有。历史就是这么奇特,这么多的疑惑等待后人去解读。甄后原葬之地的村庄,竟然叫做“灵芝村”。

  在此前近十年之久,我就提出“涉江采芙蓉”为曹植在建安十七年长江边上所作,灵芝、芙蓉是甄后的代名词,现在,甄后所葬之村名字就叫做“灵芝村”。此为古诗为曹植甄后恋情之作铁证之三。无数的巧合在等候我们,因为,历史的真相原本就是如此。以后,我又读到南北朝时期北朝的县志,知道了邺城到南北朝北周时代,被改为“灵芝县”。在历史的某一瞬间,邺城竟然就被更名为灵芝县,而甄后所葬之所名为灵芝村。由此可知,灵芝、芙蓉就是甄后的象征,曹植文集中写作的一个中心语汇就是芙蓉、灵芝,在他的《洛神赋》《芙蓉赋》《九咏赋》等凡是涉及曹植个人自传性质的佳篇名作中,不难处处看到灵芝和芙蓉的倩影。此为铁证之四。

  以后,再重读陆机的《拟古诗》,这一次我刚刚读懂其中的深意,陆机诗中竟然揭橥了曹植甄后恋情的洞房之地就在阿阁兰室,而曹植最后竟然就是被鸩毒毒死,此为铁证之四。笔者尝试将这些散落的“古诗”,重新安放到可能会出现的时间空间的交叉点位置上,它们竟然如此的严丝合缝,处处显示出曹植甄后恋情的气息,其中地名、方位、时间、节气、人物关系,无一不是严丝合缝,就像是为我而设一般。这可否算是铁证之五?

  从《北堂书钞》的版本记载,十九首中名篇《今日良宴会》为曹植所作,到元代无名氏的洛阳宫城图,再到陆机的《拟古诗》中与曹植的对话和反思,再到古诗作品与曹植甄后恋情的全方位吻合。这些人证、物证、实证,清晰地披露了曹植和甄后,正是那些失去作者姓名的古诗的背景和主要作者。这些诗作正是因为他们恋的激情而产生,而飞扬,也因为他们恋的而消亡,而泯灭。从2012年开始产生按照编年来写曹植甄后恋情历程,将当下没有作者姓名的汉魏古诗和文学乐府诗,以编年体形式给予阐释,尝试验证此前的论点是否准确,迄今为止,又是一个五年时光。

  验证的结果,其中绝大多数都经得起反复的验证,但也对很多的作品归属,产生了新的思考,主要是:有些原来我以为是没有问题的作品的署名,发现问题和很大很多,譬如此前署名曹丕的《燕歌行》,此前署名徐干的《室思诗》,署名班固的五言诗《咏史诗》,署名张衡的《同声歌》,署名蔡文姬的《悲愤诗》,甚至包括曹植署名的《七哀诗》等,在这一次的反思中,都给予了重新的解读和阐发,给予了新的定位,这是第一类,此一类的研究,势必扩大了原来所谓“汉魏古诗”的范畴,认为所谓不知名的古诗作者,不仅仅存在于狭义的“古诗”之中,而且,还存在于已经署名汉魏诗人的作品之中,这是第一类的修正;

  第二类,是修正和确认此前对一些古诗的作者和背景的认识,代表性的作品譬如《青青河畔草》的作者修改,《青青陵上柏》此前徘徊于两个写作时间,此次确认了为太和五年岁末曹植到洛阳京城之作,与《箜篌引》均为曹植的晚期作品。我为此一稿《曹植甄后传》对此前已享有盛誉的《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有如此之多的修正而感到羞愧,从而深深体会到一位老学者的名言:学者在五十岁之前不要发表论文和著作。如果我能忍耐寂寞,推迟五年最后发表这部《曹植甄后传》,让每一个阐发都直接接近历史的真相,似乎更好。

  但我做不到这一点,先不说当下的国家管理的学术机制,几年不出成果就难以生存,即便是我能做到暂且不发表,后来的研究能否得到当下的成果,却是不得而知的。真理的探求,总是在荆棘丛生的曲折的小径上逐渐得到的——事实上,在十多个专栏漫长岁月的讨论中,在台湾中山大学、成功大学、中央大学、台南大学的演讲过程中,在无数次的课堂讨论中,我不仅仅是一个新学术思潮的传播者,更是各种信息、各种思考的接受者、学习者、受益者。其中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在台湾中山大学研究生的选修课中。

  依稀记得选修课第一课的试讲,有八位研究生来试听我的讲课,我兴奋地讲述了春节前后我新的发现,苏李诗的问题,由于没有从头讲起,听课者中不乏一脸茫然者,课后,果然有三位研究生放弃了选修。正当我为我的不慎懊恼时,又有三位博士生慕名而来。这八位研究生都是喜欢接受新方法论的学子,兵不在多而在精,在课堂上,他们的观点竟然比我还要激进,给予我极大的启发。他们的逻辑是:曹植和甄后的恋情是历史的著名公案,绝大多数学者都是承认这一恋情关系的,承认恋情关系就不得不承认古诗为他们所做——作为曹植才高八斗的大诗人,不将自己的恋情写作出来是不可能的,而曹植甄后的恋情是的,是触发曹魏皇室的大忌的,以魏明帝曹叡的九五之尊,利害其中,不作案设法删除曹植文集是不合逻辑的,曹植甄后既然相恋,在曹魏这个通脱时代能控制在精神爱恋是不可能的。

  甚至——这些台湾的博士生在课堂热烈讨论,两者之间是否同居?如果同居曹丕会怎样?曹丕允许么?如果同居,会从什么时候开始?是否有孩子?曹植的一个孩子为何名叫金瓠,也就是牵牛星的意思,这不是就是纪念和甄后的恋情么?为何都早夭?是否会是曹丕的谋杀?等等。可以说,正是这些讨论让我的思想得到了解放。此前,我在解释两者之间的关系时候,承认两者的恋情,但不敢承认两者的性关系,还是有一个私心在,在道德上为曹植甄后辩护。

  如果先入为主有了道德的遮蔽,就不能彻底认清这一历史的真相,反之,换一个新视角再看这段恋情的演变历程,很多新的材料、新的阐释就随之出现了。由此,作为一位学者,肩负着学术史的责任,我不得不动笔重写这一公案的诸多细节,并按照编年体方式,将古诗十九首代表的汉魏古诗,和曹植集中固有的诗赋打并一体加以研究和整合,由于几乎每一个过程都有诗作的伴随,因此,将其命名为《曹植甄后传》。可以说,到这一本诗传,才是,但愿是这一研究的总结和最后果实——写完这本书之后,关于十九首和曹植甄后恋情关系的研究,就我个人而言,可以宣告完成。

  幸福的时刻总是千篇一律的,只有痛苦的时光各有各的不同。对于当下描述的这段历史而言,也是这样的。两人世界的幸福生活,以及当事人对于幸福时光的诗文记载,也是难以确认具体的时间方位的。但可以区别的,是这一个阶段的作品,无不携带着这个时期微妙的信息:

  它们是幸福的、甜蜜的、无所忌惮的、调笑的,醉生梦死的,随着时光的流逝,也会呈现节制的、反省的、自责的、退却的,退却而无路可退的、对未来恐惧的种种心理,呈现在这个时期的后期作品中。

  就诗歌作品的写作来说,首先是作品比之以前更多。一个诗人,或说是一个当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诗人,和他的情人密友,放松地生活在一片自由的蓝天下,还能让他和她怎样生活呢?你能想象不让他们写作诗歌么?

  诗歌原本就是年轻人心弦拨动的作品,原本就是情爱时刻的美妙记录,你能让他们为了躲避后来的被发现和破案的风险而缄口不语么?诗歌作品,就像是春天的嫩芽、盛夏的花朵、秋天的果实,就是这样自自然然地萌发出来、盛开出来、生长出来。很多时候,他和她并不知道为何要作诗,而这些诗就构成了他和她生命的意义,构成了幸福时刻的内容,构成了爱情延续发展的关键情结。

  他和她都不再完全满足于原先短小的抒情五言诗,而是要尝试写作叙事抒情五言诗。当下,他和她有的是时光,有的是时光需要诗歌写作的方式来展示才华,来向对方表达自己的情怀,当他和她阅读着自己的新作,展露出来无比钦佩的、讶异的笑容的时刻,那就是创作者最大的幸福。换言之,诗歌创作,就是他和她邮寄给对方的情书,就是性的挑逗,就是爱的撩拨。

  他和她也都是音乐的精通者,有的时候,诗歌不是写出来的,而是随口吟唱出来的,也许稍加修饰、调整,就成为了美妙的歌词。特别是甄后,她原本就是天生的歌唱者、器乐的演奏者,她可以一边抚琴,一边吟唱,那可真是人间所无,天上才有。

  甄后作诗,可以说是中国诗歌史的特异现象。特异,不仅仅是由于她是女诗人,汉魏时期唯一的女诗人,而且,更在于她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士大夫诗人,她类似于民间诗人,非职业诗人,非士大夫诗人。因此,她的诗歌写作,更为口语化,更为随意,更为无拘无束,所谓“随口说出,就是宇宙间的第一等好诗”,正是此类。

  她的诗歌灵感,完全源泉于对曹植的爱。爱是她生命放射出灿烂火花的唯一动力。曹植是当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为曹植不断写出更为精彩的诗句,是她生命的本能的驱使,更由于她不是士人,不是所谓的诗人,她没有其它的事情让她分心,只不过当其她女人将心思放到勾心斗角、柴米油盐的时候,她会行也思量、坐也思量,用心地将爱的心灵与日月星辰、春花秋月时时作出链接,并精练成为诗歌的语言表达出来。

  后来的人们,由于需要遮蔽这段的恋情,也就同时需要遮蔽这些诗歌作品的来由。正好时代需要创造民间伟大的神话,她的诗作,也就大多成为了民间的乐府诗。

  那是一对生生死死到死死生生苦恋的恋人,当一切语言都显得如此苍白无力的时候,热恋中的人,唯有能选择以一种诗的形式,通过书信往返,一字字的、一句句的,记录下、刻写下就像是春草一样滋生起来的种种感受,来向对方倾诉自己心中汹涌澎湃思念的激情。

  她和他,原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深情的自然流露,就是古今以来最好的诗,他和她更没有想到,这些原本是两人之间私密的恋人间的悄悄话儿,后来竟然成为两者之间通奸不轨的证据,而被送到帝王、太后的书案之前,随后的故事,自然是杀的杀,流放的流放,演出了凄凄惨惨、悲悲戚戚、生离死别、惊心动魄的故事。那侥幸活下来的,魂不守舍,便依照着生离死别前夕的约定,一从待罪之地放出,就由着灵魂的指引,绕行到那说好七夕成仙的缑山,和已经死去的洛神对话,写下了千古传扬的动人篇章《洛神赋》。以后,又将这凄凄惨惨、悲悲戚戚的生离死别故事,在恋人生前创作的基础之上,完成了叙事的诗篇《孔雀东南飞》,来演唱表演给那已经做了帝王的兄长来看,皇帝无限的怒火,便令他七步作诗,那弟弟满腔的悲愤,字字血泪地吟咏出来,再次换得了性命。

  然而,到了他的侄子做了皇帝,临终前死不瞑目,不能咽下这口气,不能容忍他的叔叔和自己母亲的恋情,被无数后人耻笑,更何况,母亲和叔叔之间原本作为书信的情诗,这些情诗写得如此的赤裸,如此的煽情,如此的……,分明就像是将母亲的裸体照展示给了后人。作为一代帝王,难道就眼睁睁看着这种耻辱留给后人么?机会终于来了,叔叔三番两次要求来京觐见,正中下怀,做了皇帝的侄子,盛情款待了那给他带来耻辱的叔父,却不断累积地在酒宴中给他下毒。

  后来的故事,当然就是,叔父死在了侄子之前,而这些令他不堪的诗作,也被他以宽容的姿态下诏书,将他的文集重新撰录,将最为不堪的诗作剔除出来,分别安排到古今不同的人身上,也安排给了父亲和自己一些,从此,原本不会写诗的皇帝,也成为了小有名气的诗人。这个王朝,原本就建立在打打杀杀的战场,道德的沦丧,思想的通脱,一方面自然是对传统秩序的颠覆和解放,另一方面,就像是一柄双刃剑,它也造就了自身王朝的短祚。历史从此进入到魏晋南北朝、五胡乱华的战乱时代,在这样的战乱时代里,有谁还能想到为这个历史冤案还原其历史的真相?

  于是,这些从文集中删除下来的悲情诗作,就成为了失去作者姓名的“古五言诗”,以后又简称之为“古诗”,其中有十九首被昭明太子选入到《文选》中,从而成为《古诗十九首》,却不知道,古诗并非仅有十九首,约有近60首,也许更多一些。还有很多进入到别人的名下,从汉武帝时代的苏武、李陵到东汉后期直到建安时代,都有这些散落的珠玑在别人的名下闪耀。

  到了唐代的时候,虽然和这些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已经久远,人们已经无法确认这些无名氏古诗的出处背景,但对曹植甄后恋情的记载,却是坚信不移的,其中包括李白、李商隐的咏史诗,补充了两人之间恋情的许多细节。

  到了南宋后期,由于理学的兴盛,一些儒者难以接受这的恋情,开始给予各种质疑,主要是认为两人之间年龄的差异大,不可能构成恋情,或是从伦理的角度,说是这种禽兽行为,是给曹植泼污水。殊不知道,爱,原本就是人性的本质体现,对于相恋的双方来说,不论是年龄的差异还是伦理的束缚,都不能做到有效的阻拦。爱,就像是一粒苹果从苹果树上落在地面,就是那样自自然然地发生了,从而成为了历史。无数人从这落在地上的苹果之前走过,却罕见有人认真研究其中的原理,只有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发现了,由此发现了地球引力的原理。

  古诗从作者诗集中跌落,正像是这一粒苹果,它的原理也正像是地球引力的原理,她是人类的爱。爱是万物之始,是一切生命创造的本源,也是这些令后来读者感受惊心动魄、几乎是一字千金的五言古诗产生的渊薮。历史的悲剧在于,当科学家完成了地心引力这一伟大的探索之后,世人很快就接受了这一伟大的发现,而对古诗之谜案的揭橥,世人却需要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才能相信其为历史的真实,也许永远不能像是对地球引力那样来最终接受。

  2018年的寒假,在美国休斯顿日复一日枯燥的寂寞时光中,终于完成了《曹植甄后传》。此一次修改,从此前的80余章18万字,修改为106章将近28万字。虽然最后一稿是在美国20天时间之内最后完成,却是我15年时间的积累所得——从2004年那个难忘之秋开始,倏然之间,已然15载矣!由这个路口,走向了一个神秘的世界,一个不为世人所知的另一个天地——去力图证明一个当下普遍认为并非如此的历史事件,君知其难!尤其是,这是一件不光彩的之恋,这是此一本书的悲剧,也是我人生一生的悲剧。我原本每日快乐的读书打球的审美人生,被不幸由此走向万劫不复的悲剧人生。

  伴随着日益深入的研究,这个神秘的世界首先让我本人震惊,一再震惊,震惊不已!

  首先震惊我的,是甄后居然写了如此之多的五言诗,而且,写得如此精彩,如此感人!与其说,古诗“旧疑是建安陈王所制”,不如说,主要是甄后的作品。曹植是甄后五言诗写作的开蒙者和指导者,甄后则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自己的生命呼喊,化作了五言诗饱浸血泪的诗行。她以朴素的日常生活语,将日日所思,夜夜所念,凝练而为音乐歌诗,凝练而为情人书信,倾诉出内心深处的情感,如话家常。这不正是学术界一直在苦苦追寻的那个有别于曹植黼黼锦绣文风的所谓民间诗人吗?甄后不幸爱上了才高八斗的曹子建,选择了为爱而死的生命方式,也用生命写作了五言诗之母的千古绝唱。

  其次,使我震惊的事情,是我将汉魏失去作者姓名的古诗、乐府诗、连同曹植诗赋、甄后诗,将这些诗作几乎是一网打尽式的整合在一处,并将这些作品依照其作品本身显露出来的诸多信息,安置在一个合适的时间位置、背景位置,这些作品几乎是严丝合缝地站立了起来,组合成为一个完整的、有血有肉的生命体。就像是一个历史拼图,它们回到了自己凸凹不平的位置上,展示了曹植甄后的一生行踪。

  譬如根据《青青河畔草》的写作时间是在暮春之际,甄后赐死的时间是旧历六月厎,再计算洛阳与邺城之间的距离,曹植中间还有一次赴洛阳请罪,我判断曹植是在五月底到六月初之际返回邺城,再读《文帝本纪》,果然,在六月庚子(六月一日)举行了五岳四渎的庆典,而曹植当时的身份又是“未奉阙庭”的闲散王侯,他积累了很久的思念激情,必然去到邺城和甄后相会。如果还有诗作证明甄后仍在苦苦思恋中,而时间却在黄初二年六月,则将无以圆通,但事实上恰好就没有了——所有的古诗,几乎是一网打尽地安置在漫长岁月的恋情马拉松之中,几乎每一篇都有着必定是此年、此地的卡口,一切,都是如此吻合、准确。

  再次,使我震惊的,是原来古人——从阮籍、陆机、陆云以来,经历陶渊明、六朝诗人,一直到唐人李白、李商隐等,对曹植甄后的恋情本事,原本是如此清晰,他们不断增补两者恋情人生中的情节和细节,譬如李白诗作《感兴》,“香尘动罗袜,绿水不沾衣。陈王徒作赋,神女岂同归。好色伤大雅,多为世所讥”,不仅仅写明甄后之死在于绿水,而且,指明了后人对两人悲剧恋情的态度,是讥刺和批评的。这也正是古人明明知道这些诗作的作者是曹植甄后,但却始终为之遮蔽的原因——《文选》将其一概列为“古诗”,用心可谓良苦!《玉台》将其署名恢复魏明帝的“重新撰录”版本,可谓是另一种保护曹植名节的方式。

  其实,这也正是今人学者,普遍难于接受这一研究的内在原因。但是,不论如何评价两者的这一恋情,这一恋情本身是历史的存在,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伴随诗人恋情的诗作,是客观的历史存在。历史不应以对恋情是非的评判,来遮蔽文学史演变的真相。不是吗?

  《曹植甄后傳-汉魏古诗写作史》之观点可谓“大破大立”,犀利的观点与立论给人最直观的感受却是其严谨性。书中每一个重要观点,背后都凝结着木斋先生对大量文献资料的旁征博引、广资博取,每个理论之大破大立,皆是破于原典而又立于原典,可以说原典支撑起了先生整部书的立论,可谓以原典为骨。……作为一本以编年体诗传对曹植与甄后恋情的阐发,不是单薄的论证与作者想象简单的叠加,则是以一种俯瞰的姿态将包括《古诗十九首》部分诗篇在内的曹植文学作品进行融汇与重新组织,根据其内容将其编排在三国时期不同的时空节点处,再与通过同一时空历史之记述进行囊括了地点、节气、人物、时间等多方位的比对,由诗与历史事件的高度契合来佐证诗篇背后曹植与甄后恋情。严谨中爆发出巨大的开创性思维,正是木斋先生思想灵魂之所在。(马良俊-弘深电气)

  课堂上寥寥数语却足以能够在我心里掀起万丈波涛,同时带来许多启发与思考,从先秦两汉文学仍是经学至上为政治服务,到汉魏古诗穷情写物终有士人的文学抒个人情怀;从曹操五言诗的个人探索逐渐独具韵味,到曹植甄后《古诗十九首》情义流露日易成熟……在史实史料的不断验证下,汉魏古诗与洛神之恋的神秘面纱若隐若现……而通过对曹植甄后爱情故事的梳理,也同样是对汉魏古诗的寻根溯源,先生曾言,如果无法将他们的恋情研究透彻,“则无以解决失去作者姓名的古诗的本事,就不能破译古诗这一千古之谜,更不能阐发汉魏之际诗歌史真正的历程”。三曹父子作为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也恰恰是通脱时代转型三个标志,其一步一步为曹植甄后奠定了事实情感基础,也一点一点地促进了文学升华到人类生死爱这三大母题,放射出人性解放、生命本体的光辉。……阅读之时,深感酣畅淋漓,又通透无比。

  纵观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拥有上述两者优势的人也不在少数,但王士祯认为汉魏以来诗家中堪称“仙才”的唯有曹植、李白、苏轼三人,可见曹植的独特性远不止于此。木斋老师在书中用引原典的方法进行逻辑归纳,梳理了曹植与甄后之间的爱情发展过程,同样也是两人诗词创作的发展轨迹,完全可以说是“无情不曹植”。结合木斋老师的研究方法论,上述所谈及到的宏观环境无非是研究内在逻辑中的方式(即形式表象),真正的本质(即精神内因)则是其对爱情的终生追求,书中曹植与甄后的曲折经历又岂是能以一“情”字以贯之,甄后已经成为曹植生命的本质,诗词只是他抒发的途径之一罢了,拥有这样永不枯竭的情感源泉才使得曹植诗词时而隽永流畅、时而徜徉恣肆、时而阴郁无奈、时而痛彻心扉。……之所以用理性经济人假设来分析,是因为每个人在做决策的时候会默认考虑理性因素和感性因素,与今日相比,在那样一个封建的时代理性因素应该占据更高的权重。奈何纵然千万条路都指向分离,他们也矢志不渝地坚守爱情,对比之下这样的刻骨情谊才是历史之绝笔,此为第三个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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